居家防疫，翻阅书刊，读到一些有关疫情报告的文字，有一些感想。
每当疫情袭来，感染者自报和旁人举报，十分重要，因为这是抗击疫情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样做可以迅速搞清感染者与其他人员的接触情况，及时对感染者和接触者实行隔离，才能有效防控与救治。
但在我国，这种疫情报告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实行，是比较晚的。第一部“条例”的制定和颁布已经是年。
那一年的3月12日，北京政府参照欧美日本等国的做法，制定了一部《传染病预防条例》，确定对霍乱、赤痢、伤寒、天花、斑疹伤寒、猩红热、白喉、鼠疫8种传染病进行防控和治疗；并明文规定医师在诊断传染病患者或检查其尸体后，“须在十二小时内报告”所在地官署；而患者和疑似患者，以及因传染病死者的家属或所有接触者，都有义务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向当地官署报告。如不报告或报告不实，医师处5元以上、50元以下罚金，其他人处2元以上、20元以下罚金。
可惜，当时国内讨袁斗争如火如荼，社会动荡不安，这部《条例》颁布后根本无人实行。
当时的上海租界当局，虽然比较重视传染病防治，但在疫情报告规定方面却还是缺乏严格的举措保证，更没有强制性的死亡登记规定，医院、注册医师及领事馆的自动报告，还有一些零散的死亡登记报告。这种马虎的做法，自然就会出现大量漏报病例，租界当局根本无法及时、准确、完整地掌握疫情。比如，年底至次年初麻疹流行，光街头病死的儿童尸体就收到具，而当局统计数据中却无此数字。当时的法租界卫生处长柏吕曾无奈地说，上海这个大城巿分成三个行政区，加上大量的流动人口，使得公共卫生管理局面更加复杂。
为了改变大量漏报疫情的状况，上海租界当局曾经推出过“悬赏报告”的招数。年夏天霍乱大爆发，他们就曾推出过无论是谁报告一例奖励1元的规定。当年1元可买三斤猪肉，还是有吸引力的。但是限于当时的政局动荡，社会混乱，这个措施终究未能起到什么作用。
日本投降后，上海市政当局也曾多次颁布过一些疫情报告的规定，有条例，也有实施办法，还搞出一大叠表格。上海个别官员也做了些工作，但是，正逢内战爆发，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艰难，买米之钱尚难保障，有了病哪还有钱去就医！医生又从何处了解疫情，据实报告呢！
疫情报告制度得以真正实行，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颁行了《传染病报告暂行办法》，确定天花、白喉、霍乱、鼠疫、斑疹伤寒、回归热、赤痢、伤寒与副伤寒、猩红热、百日咳、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狂犬病等12种传染病必须报告，并以前6种为主要防治目标，前4种更要“立即报告”，“未确诊前先作可疑病例报告”；如有不报、迟报、误报则予以劝告和处分，对从速报告者予以嘉奖。报告责任者也从医疗机构扩大到企业、学校、机关团体。次年，又公布了各级医疗机构关于传染病报告细则。报告责任单位从19个一下扩大到个。年，又建立了划区防疫制度。年，又在居委会建立红十字卫生站，郊区建立卫生员和赤脚医生制度，使条块交叉疫情监督报告制度推到城乡每家每户。报告的疫情范围也从年的12种，发展到年的甲、乙、丙三类共35种。
年，上海还率先实现市、区、县防疫站疫情微机联网，消除了逐级报告的时耗。年5月12日，国务院颁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将报告时限缩短至1-2小时。据《上海卫生志》记载，年漏报率19.9%，年下降为3.2%；年，处于特殊时期，漏报率升至32%；上世纪80年代，漏报率都降至1%以下。许多区县已经做到十多年无漏报。
纵观我国这百余年历史，我觉得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若要真正实行疫情报告制度，则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而这样稳定的社会环境，只有跨入了“新世界”的新中国才能实现。年的成功抗击非典，已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如今，举国抗击新冠病毒的斗争正在再次证明这一点。（葛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