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医生这个职业，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原本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而在部队里，这些所谓的军医们却与他们的职业操守背道而驰，他们不再是救死扶伤的天使，而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他们失去了对生命的敬畏，把人当成了做试验用的小白鼠，直到榨干最后一滴血为止。
我们大多数人或许因为种种原因，也许只对这支部队了解得多一些。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绝不仅仅只有一个部队。部队是一个主体，以它为依托，在中国又分散开来许多分支部队，但这些分支部队却鲜为人知。
本篇文章着重讲述的就是部队下设的几个规模较大的分支部队。这些部队里的军医，也同样是丧失了做人的底线与职业操守的恶魔，比起部队有过之而无不及。
失去了对生命敬畏的部队
从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往东到中山门一带，80多年前，这里是日军南京荣字第部队的驻地，对外的公开名称为“中支那防疫给水部”，这里最多的时候工作人员达到了多人。
这里的保密措施相当严格，从事残忍的活体试验六年时间，杀害了无数的中国人，当地居民及各届伪政权竟毫不知情。
部队本部医院里，细菌战研究和活体试验，则在主楼后面的4层的大楼中进行。一楼用于研究霍乱、伤寒和鼠疫等病菌；二楼是饲养老鼠和繁殖跳蚤的地方；三楼是活体实验室；顶层为试验对象被监禁和接受试验的地方。
活体试验对象来自俘虏，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少量俄国等其他国家的人，大多为成年男子，偶尔也有妇女儿童。无论男女老少，一旦进入这里，就绝不可能活着出去。
人的尊严，人的基本权利，在这里都被野蛮残暴地剥夺了。
人们被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像动物一样被分别关在一个个铁笼子里，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笼子里进行。铁笼的空间狭小低矮，仅能容纳一个单人床位，人在里面只能躺着或坐着，根本无法站起来。
侵略者在践踏个体生命尊严的同时，也将人类的整体文明踩在了脚下。
年，这里的人体试验研究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从东京专门过来的所谓的医学工作者，根本不把中国人视为同类生命，没有敬畏的心理，没有悲悯的情怀，只是挖空心思地进行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试验。
他们强迫受试者喝蛇毒液和炭疽菌培养液，做狂犬病感染实验，往人体内注射不同的细菌以及蜈蚣、蝎子、蝮蛇等动物的毒液或血液，待出现症状时再抽血进行化验分析。
忍受着非人的折磨，身体极度虚弱的囚犯们还要不断把血液贡献出来，供这些东洋恶魔进行罪恶的研究。
尽管有源源不断的免费实验对象，凶残的日军仍然要对俘虏们“利用到最后一滴血。”
一旦谁的身体不再适宜进行实验了，他们就将抽血的皮管直接接到人的大腿动脉上，让富含细菌和毒素的血液全部排放到容器中备用。无辜的生命因失血过度而濒临死亡时，他们也不会放过，还要用脚踏压他的心脏部位，直到榨干最后一滴血才肯罢手。
为了进行化学武器实验，他们把受试者绑在毒气室的椅子上，打开盛着氰氢酸的容器封口，观察他们临死前的痛苦状况。以上实验结果不论成功与否，最终对象都要被杀死扔进焚尸炉。
日军投降前夕，部队接到命令：“凡是带菌物，从跳蚤、老鼠直至活人全都焚毁！将建筑物及室内一切物品全部处置掉！”
于是，为开发细菌武器而进行的所有活动的痕迹都被干净彻底地抹掉了。一百多个尚未被折磨死的俘虏全部被毒气杀死，堆积如山的尸体被焚烧后抛进长江。
只见人进不见人出的部队
济南经六纬九路山东省物资局院内，有一栋灰色的三层楼。这是一座老楼，由整块的大青石打底，看上去非常坚固。
上世纪40年代，这里曾医院。
这所谓的“医院"，就是的分支部队部队本部，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派遣部”。在这里培植室、实验室、灭菌室、消毒室等设置一应俱全，光解剖室就有三个，还有一个专门的焚尸炉。
奇怪的是医院里根本见不到有伤病员进出，戒备却异常森严，全副武装的哨兵昼夜把守，不仅进出大门要经过严格的盘查，医院附近的街道都是关卡林立。白天常见一卡车一卡车地往里面运人，却从来不见有伤愈的人出来。晚上经常有车开出来，每次都是直奔琵琶山的“万人坑”。
医院外面常有拉排子车的车夫在这里等活。车夫们常会被叫进院里扛东西，通常扛一回就给两斤小米，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报酬。每次他们都是把一包包用布包裹着的条状物品从地下室扛出来，并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
有一次，有个布包没有裹严实，车夫扛在肩上一颠，一条人的手臂从包中滑落出来，上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燎泡，看上去十分瘳人。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大家这才知道自己扛的竟然是死尸。身着防护服的日本军医发现后马上跑过来，声色俱厉地把车夫们全部赶出了院子。
成卡车运来的都是关押在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内的俘虏，日军强行往他们体内注射鼠疫、伤寒、霍乱等病菌。几个小时之后，淋巴腺红肿，脸部和胸部的皮肤开始发红，由红渐渐转紫，最后变成黑紫色。一次实验就会有几十甚至上百人被感染。由于得不到医治，大部分被感染者很快就死去了，个别康复的又会被再次注射感染，直至落到死神手中才算得到解脱。
实验对象即便死了，也不会被轻易放过，还有解剖室等着呢。为了研究，为了教学，甚至就为了练手，常常需要尸体进行解剖。
最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恶魔竟然解剖活人，而且是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以至于解剖室中经常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里被折磨致死的有多人。
部队，哄骗难民吃下带细菌的食物
年，香港被日军攻陷，大批难民乘船经大屿山逃往内地，许多难民被送往广州海珠区南石头村集中营，然而这里确是部队的分支机构，日军驻广州部队的所在地。
在这里，保守估计有十余万粤港同胞被日军杀害。
部队成员为了验证培养的细菌效果如何，将伤寒菌投放在集中营的水井中。没想到很少有人喝生水，大家都习惯喝开水，井中的细菌没能发挥作用。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稀粥是这里的人们每天勉强糊口的唯一食物，日军又把细菌投放在粥中。一天两天，还是不见有人发病。原来由于粥的温度高，细菌放进去后都被烫死了。为此，部队向东京军医学校求援，专程运来了副伤寒沙门氏菌。这种细菌会造成急性中毒，人一旦吃进含这种细菌的食物，不仅很快就会发病，而且很难诊断和医治，死亡率非常高。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粥煮好了日军先不让端出来，而是在厨房里搁置到温度适宜时将细菌放进去，再送去集中营让大家吃。就这样，人们喝下这本以为能赖以维持生命的稀粥，却于不知不觉间踏上了不归之路。
成为细菌载体的人们上吐下泻，又得不到医治，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死亡。六个专门负责往外运送尸体的人，每天用三张帆布床和一辆板车从早到晚不停地运送，集中营内居然不见尸体有所减少。
死人越来越多，日军索性在集中营里造了两座销尸池，一座可堆放五六十具尸体，装满后加入药水封上盖，十几天后尸体便化为血水渗入地下。
有的病人还没咽气，也被抛入池中活活化解掉了。销尸池还不够用，日军又让人在南萁路一带挖沟填埋尸体，一条沟填满后旁边再挖一条，一条条延伸开来的沟中掩埋的尸体难以计数。
上世纪50年代，造纸厂的施工队在此挖坑时，暴露出来层层叠叠的尸骨竟有千具以上。80年代再次施工时，挖出的森森白骨，足足用了几百只坛子才装敛完。
当年10岁的萧铮和他7岁的弟弟是集中营中年龄最小的“囚犯”。他们是因为家里没饭吃，为讨口饭吃而自投罗网的。吃过日本人给的饭之后，不一会儿兄弟俩就开始一阵阵地身上发冷。
看到弟弟打着哆嗦喊冷，萧铮虽然自己也冷得不行，还是将捡来的破棉被一个劲地往弟弟身上盖。他紧紧地搂住弟弟，希望能给他一些温暖，却最终也没有能够留住他幼小的生命。
萧铮不但全身发冷，脚底还开始腐烂，难以忍受的疼痛让双脚根本不敢着地。九死一生，总算捡了一命，落下的伤疤则伴随了他一生。后来这位幸存的老人讲述当年的苦难经历时还记忆犹新。
更为可恶的是日军还特制了一批带有病菌的烧饼在集中营发放，发放时还拍下照片登在报纸上，宣扬“皇军在做善事，送烧饼给没饭吃的中国百姓”。
日本老兵丸山茂曾是部队第一课细菌检索班班长，当年他曾参与杀害了大量的中国同胞，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是这些残忍的画面在他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良心的谴责令他寝食难安，终于在年怀着忏悔的心情写下屠杀见证的证词。
年，丸山茂专程来到广州。他身着一袭黑衣，剃光了头发，在写有“粤港难民之墓”的受难者纪念碑前长跪不起，悔愧的泪水滴落在这块渗透着中国人鲜血的土地上。墓碑前挂满了他特意从日本带来的几百只谢罪的纸鹤。
结语
虽然我们今天所能了解到的这段历史，只能通过当年的幸存者以及后来良心发现的日本老兵的口述中，寻找到当年的一些蛛丝马迹，揭开它神秘的面纱。但这些记忆，足以证明这支特殊的部队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累累罪行。
时光易逝，但这些记忆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我们淡忘。
历史犹如一面镜子，他照射出了日军最疯狂、最残忍的一面，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