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旧时有“三间房子五条沟，溺池、厕所遍街有”的谚语，环境卫生极差，垃圾粪便到处堆积，加之气候温暖、雨水颇多，适宜病原微生物和病媒昆虫的滋生，致使霍乱、疟疾、天花、麻疹、伤寒和白喉等疫病终年不断，并时有周期性的疫病大流行。年初，重庆市人民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防疫预防接种工作，极大地遏制了霍乱、伤寒、天花等烈性疫病的发生和流行。但—年，疟疾、麻疹、白喉、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疫病却又交相并发。疫病的高发不仅直接危害重庆人民的生命健康，引起民众的心理恐慌，造成社会动荡，更“妨碍到生产建设的展开”，甚至还“影响到人民政权的巩固”。如何有效地应对突发性疫病，则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与此同时，由于长期受到国民党妖魔化宣传的影响，部分群众对党和人民政府存在疑惧与戒备，对于人民政府推行的政策和措施并不积极配合甚或有意疏远。重庆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驻地，在西南地区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要把重庆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城市”，就必须广泛发动群众。而遏制疫病流行最为有效的方法亦需要依靠群体的力量来共同应对。因此，重庆将应对突发疫病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在构建防疫网的过程中赢得了民心。基于此，本文从人民政权初建的政治背景出发，分析探究—年重庆为应对突发性疫病构建的防疫网与稳固重庆城乡基层社会的内在逻辑，以求对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一、民主建政中防疫组织体系的组建
疫病爆发于顷刻之间，如何应对，考验的是社会的应急能力，尤其是政府的组织动员能力。也就是说，要遏制疫病的肆虐，防疫的首要任务在于组织，完备的防疫组织体系是防治疫病的根本。然而，年12月，重庆所接管的防疫组织机构仅有民政局第五科，负责防疫与医政，下辖各区均无卫生行政机构，更遑论专门的疫病防治机构了。可见，接管之初，重庆的疫病防治组织可谓一片空白。
疫病突发虽然无法避免，但事先筹谋预防是为必然之举，而防疫领导机构的组建则尤为关键。年1月，伴随着民主建政工作的推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为便于疫病预防工作的开展，开始组建防疫的领导组织机构。1月13日，在民政局第五、第六科的基础上，重庆市重新组建卫生局，下辖防疫保健科和环境卫生科，负责开展防疫工作。9月，成立卫生稽查队（含防疫队），统筹全市的防疫工作。市级以下因“建立政权的干部只派到区为止”，未再统一设立防疫机构，仅部分城区设有卫生科，负责卫生防疫保健事宜。同年3月，重庆市人民政府为广泛发动群众，在副市长曹荻秋的主持下，决定加强区级政权建设，并将所辖18个小区合并为8个大区，每区成立卫生科（6—10人），具体领导卫生防疫工作。重庆所辖的8个区包括城区和郊区两种类型。在城区各街道，根据工作需要，于公安派出所设立行政干事（1—3人），派出所以下的各户籍段建立代表小组（5—9人），段代表小组下设卫生工作委员会，在行政干事领导下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在郊区农村，区以下设立乡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负责卫生防疫事宜。随后，为进一步加强防疫工作，年6月，重庆市卫生局将卫生稽查队改组为防疫队，编制60人，专职负责防疫及环境卫生的改善；年5月，为配合反细菌战的需要，重庆市卫生局防疫队与卫生试验所（年7月成立）合并成立重庆市防疫站，负责全市卫生防疫工作。基于此，重庆市组建起市卫生局、区卫生科、段卫生工作委员会和乡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以及卫生稽查队、防疫队、防疫站等上下贯通的防疫组织机构。毫无疑问，重庆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防疫机构，为党和政府成功领导疫病防治提供了组织保障。
面对突发性的疫病，不仅需要政府的行政组织力量，而且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力量，因为防疫是一项“规模庞大的群众性的工作”。这恰与重庆民主建政的初衷“要使广大人民能够有机会广泛的行使他的政权”相契合，正如曹荻秋所言：民主建政的一切措施与工作都是为了人民，必须与群众利益相一致，因此，要大胆依靠群众，动员广大民众来参与民主建政工作。随后，年3月25日，由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建设局、医院负责人及卫生界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重庆市卫生委员会正式成立，各区成立分会，区以下成立支会。年3月19日，周恩来总理以中央防疫委员会主任名义发布反细菌战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成立防疫委员会。10月，重庆市卫生委员会更名为重庆市卫生防疫委员会，由副市长罗士高兼任主任委员，市卫生局局长周洪生、市公安局局长刘明辉兼任副主任委员，下辖各区县、市级机关等单位设分会，公安派出所等单位设支会，村、街、段为基层委员会或小组。一月之间，全市成立分会46个、支会个、小组个，98.6%的地区和单位建立起群众性的卫生防疫组织，覆盖人口达到全市总人口的92%，至此，构建起不同层级的群众性卫生防疫组织网，从而为重庆的疫病防治工作奠定了扎实的组织基础。
有效地应对疫病需要具有医学背景的专业人士参与防治。但是，解放之初，医务工作者由于对“人民政府的政策不太了解”，产生了各种想法，“积极的，摇摆的，观望的，怀疑的都有”，要想使其成为人民的医务工作者，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就需要提高医务工作者的政治觉悟。而“组织起来”则是实现“技术要用于人民，面向工农兵”，为人民服务的最佳路径。为此，年4月3日，重庆市卫生局召开了第一次医务工作者协会筹备会议，将分属不同医疗领域的各种公会取缔，并开始医院、诊所的中西医师，各种医药、护士、技术人员在内的重庆市医务工作者协会，共登记会员人，分为个小组。重庆下辖各区县也成立了区县的医务工作者协会。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基层的专业卫生组织，重庆市卫生局又组织动员中西医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联合诊所。—年，全市中西医师自愿结合成立联合诊所77家。市郊各区组织联合诊所19家，其中中医联合诊所7家、西医联合诊所3家、中西医联合诊所9家，中西医师达名。巴县联合诊所组建较多，达到了58家，有中西医师人。重庆第一区与第三区为满足广大民众的医疗需求，还试行联合诊所区域负责制，重点建立了16个责任组、6个医疗预防中心。组建医务工作者协会和联合诊所的初衷本为团结并改造医务工作者，提高其政治觉悟，但专业性医疗组织的全面组建为解放之初重庆的防疫组织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专业支持。在医务工作者协会和联合诊所成立后，大批医务工作者“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加到防疫的预防救治工作”中，为广大民众构建起专业的防疫屏障。
需要指出的是，受各种主客观条件所限，特别是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的制约，解放之初的重庆民主建政工作重点在城区，郊区则相对薄弱。防疫机构也大多以城区为重点，郊区和县的防疫组织力量明显不足，相关防疫机构多设在乡级。为尽可能地满足与突发性疫病做全面斗争的需要，重庆市各郊区和县组建起以卫生局（科、站）、专业防疫机构（防疫队、防疫站）、医务工作者协会为核心，地方农民协会、妇联与积极分子为基础的临时防疫工作队，深入疫区开展疫病防治及疫情调查工作。可以说，针对农村防疫力量不足而组建的防疫工作队，虽为临时的应急举措，但较好地弥补了防疫组织体系的薄弱环节。
总体而言，—年，伴随重庆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为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重庆组建起自上而下、不同层次、常规和临时性相结合的防疫组织体系。具体来看，防疫组织体系既包括行政性的防疫领导组织，又包含群众性的防疫组织和专业性的医疗防疫组织及临时性的应急防疫组织。防疫组织体系的网络式构建，成为重庆应对突发性疫病的有力组织保证。在重庆防疫组织体系的组建过程中，在民主建政工作的推进下，民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疏离意识逐步消解，发自肺腑地感叹“人民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处处都是为了人民，爱护人民”，医务工作者则更是“愿意跟着时代前进，决心为人民服务”，党和人民政府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进一步巩固。
二、社会秩序稳固中疫情报告网的扩建
疫病暴发之初，及时了解疫情、获取信息是限制疫病扩大蔓延的先决条件，是有效开展疫病防治工作的前提。年6月，重庆依托全市各级卫医院、诊所共41个单位建立起初步的疫情报告网。随后，在年和年的两年间，伴随着重庆卫生行政组织的扩建，疫情报告的医务单位增加到个，广泛建立起点、线结合的疫情报告网。一旦有突发性疫病出现，各区卫生小组“立即报告至卫生局进行诊查隔离”；医院、诊所的医师均能严格“遵守疫情报告制度”，如诊疗时发现急性传染病患便立即上报。年3月，为使疫情报告常态化，并使疫情统计及时准确，重庆市卫生局改进了疫情报告办法，明确规定：甲类烈性传染病霍乱、鼠疫；乙类急性传染病天花、回归热、斑疹伤寒、白喉、流行性脑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猩红热；丙类传染病疟疾、麻疹、痢疾、伤寒及副伤寒、百日咳、黑热病，共15种，各医务报告单位应每旬进行填报。同时，各医务单位对甲乙类传染病建立经常性的登记制度，并由诊治医师及时填写传染病报告单或死亡报告单，在24小时内交付重庆市卫生局。仅年1—11月，个疫情报告单位就上报传染病发病人数人。由卫生行政医疗单位所主导的疫情报告网，为重庆应对突发性疫病、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传染病的流行起到了关键作用。
虽然疫情上报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疫情报告网仍存在两点不足：一是疫情上报单位均是卫医院、诊所，对于疫情的了解多为被动式的；二是各卫医院、诊所多处于区、县、段、乡（镇）的政府所在地，疫情报告覆盖的地区多为城镇，而广大乡村并不能完全覆盖到。上述状况与解放之初重庆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存在一定的关系。年11月重庆解放后，城乡社会秩序虽初步建立，但是治安问题依然非常复杂。国民党溃退之时潜伏下来的特务约—人，未能完全肃清，他们勾结流氓、投机分子、土匪武装进行破坏活动，甚至武装抢劫；再加上行会、帮口组织众多，许多行会、帮口“直接为特务所掌握，尤其哥老会的组织极其广泛”，约10万人，“各阶层都有”，并“与特务分子有一定的联系”。与此同时，乡村中封建地主阶级的势力依然强大，“从总的方面及大城市来讲，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而乡村里依旧是封建统治”。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使广大乡村民众“情绪动荡不安”，当党和人民政府动员广大乡村民众投入到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等中心任务时，乡村民众的表现是“冷漠的”，甚至看到工作队的同志就躲闪回避。在这种情况下，乡村民众尚不能积极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主动报告疫情。
要做好防疫工作，党和人民政府就必须依靠广大民众的主动参与，因此安定民心势在必行。
在城区，人民政府在开展接管工作的同时，分别于年1月18日、5月19日展开了两次大规模的肃特清匪行动，共逮捕匪特人。为进一步摧毁匪特组织，人民政府又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匪特自新登记，自1月18日至9月底，共登记特务悔过自首分子名，再加上公安部门不断的侦捕破案，给匪特组织与人员以沉重打击，不仅使特务敛迹，而且还整治了层出不穷的抢劫事件，社会秩序得以稳定。这使广大民众充分感受到人民政府的力量，“深切的了解人民政府关怀市民的疾苦”，激发起群众反特斗争的热情，“群众性的反特事例随之日益增多”。随后，为巩固革命秩序，人民政府还发动广大市民组成治安、巡逻等群众性的防匪反特组织，如治保委员会、治保小组等。年3—4月，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重庆市公安局对那些利用朝鲜战争在暗中大肆破坏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镇压，逮捕反革命分子人，枪决罪大恶极者人，重庆城区的社会治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在郊区农村，从年2月起，人民政府以剿匪为中心，结合减租、退押、反霸、秋征等中心工作，展开了各阶层民众参加的剿匪、清匪斗争，在乡、保层面组织剿匪委员会，如发动贫雇农、妇女、儿童等分别组成不同形式的剿匪、清匪小组。在乡村民众广泛参与的基础上，截至12月15日，整个川东地区（含重庆）剿匪约15万余人，年，川东地区（含重庆）清剿剩余散匪人。同时，在广大乡村民众充分组织起来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秩序的大为改观，乡村民众对党和人民政府原有的“怀疑冷漠态度”明显转变。
可以说，通过重庆城乡社会秩序的逐步稳固，人民政府不仅实现了民主建政工作在基层城乡的推进，更为重要的是，在配合城乡治安、剿匪清匪等的过程中，城乡民众被全面组织起来，人民政府在群众性治安小组、剿匪清匪小组的基础上，不仅成立了各行业、各类别的卫生小组个，负责卫生防疫工作，而且还组建起全面的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尤其是乡村的疫情报告网。以巴县第七区中兴乡为例，在村一级，根据剿匪、清匪、反霸中的表现，每村选出2—3个积极分子兼作卫生员，在经过“报告疫情的方式与程序”训练后，建立起村级的疫情报告网；在乡一级，由乡剿匪委员会选取委员中的积极分子，与该乡的开业医师合作，建立起疫情负责制，每人负责3—5个村庄。在城区，段代表小组下设卫生防疫小组和卫生委员会，由本段内各职业类别的积极分子10—20人组成，采用分区责任制；在段以下，则由各行业治安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如饮食、茶社、酱园、水果、娱乐场所、浴室、旅栈、牛羊乳场、屠牲、糖果罐头业及酒业等行业）充当卫生员，建立起段、行业内的疫情报告网。至此，覆盖整个重庆城乡的层层负责的疫情报告网形成。
概而言之，依托重庆城乡革命秩序的稳固，以常规的卫医院、诊所为骨架，以广大城乡民众组织为基础，线面结合的疫情报告网最终形成，为疫情的防控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组建疫情报告网的过程中，重庆民众真切地感受到人民政府一心为民，体会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了主人。
三、公共卫生运动中疫病防治措施的推行
在防疫组织体系组建、疫情报告网建立之后，如何有效地展开疫病的防控工作，对疫区的有效隔离成为关键。于是，重庆市人民政府明确要求，对发现疫病的地区要实施严格管制并及时对病患进行隔离，医院要腾出或增设病房，专门用于收治病患，而且在疫情期间，疫区民众不得随意聚集和交往。年7—8月，复兴关警备部队和市区民众，先是24人（郊区13人、城区11人）感染流行性乙型脑炎，后暴增至千人，面对突发疫情，重庆市卫生局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医院隔离医治外，即刻对疫区进行隔离和消毒，并要求附近居民减少往来。同年10月间，第七区文华街第7、8、14、17和18段爆发麻疹疫情，患者47人，第七区医务工作者协会随即派医师赶赴疫区，动员疫区附近卫生小组、地方干部及人民团体配合，对涉疫区域实施完全隔离，同时对病患进行隔离治疗。年6月中旬，唐家沱庆坪村数日内多人患恶性疟疾，死亡12人，疫情颇为严重，防疫人员到达该村后，在农民协会的协助下，立即对疫区进行隔离管制，在疫区内设立医疗站4处，将所有病患集中隔离、治疗。对疫区的及时隔离和积极治疗病患，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扩大流行。
疫情往往会借助铁路、公路、水路等交通工具扩散，而迅速开展交通检疫是防止疫病蔓延的关键。据此，重庆市人民政府在交通要道及时展开了检疫工作。年6月，为遏止夏季疫病的传播，重庆市在黄沙溪、唐家沱、磁器口三地设立检疫站，严格要求所有过境旅客必须进行疫病检查；年7月间，发现霍乱病人后，重庆市人民政府遂即在临江路、海棠溪等长途汽车站设立防疫检查站，规定旅客购买车船票时均须接受疫病的预防注射证明检查；年11月，为减少水、陆两线输入疫情的传播，市卫生局抽调防疫干部7人，分别至朝天门重庆港、渝南公路土桥车站、菜园坝成渝火车站开展检疫工作。快速的强制交通检疫有效地阻断了疫病传播途径，民众受感染的概率随之降低。
疫区隔离、交通检疫都是应急性的被动“治疫”措施，要想根除疫病，积极防疫才是根本。具体而言，就是为避免周期性时疫的大流行，根除疫病的病源媒介，开展大规模预防性的群众卫生防疫运动，才是积极防疫的必要举措。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疫病之所以四季流行且较别处严重，主要在于公共卫生建设的落后及环境卫生的脏乱。在城区，垃圾、粪便遍及街巷，成为历史性难题；在郊区农村，卫生环境则更为恶劣。此种情况显然与党和人民政府促进人民身体健康的目标相左。不管是阻断疫病流行的病源媒介，消灭疫病，抑或是通过改善重庆城乡卫生落后状况，展开大规模的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都势在必行。
以卫生防疫为核心的群众性公共卫生运动，包含疫病的预防性注射和公共卫生清洁等重要内容。为预防季节性的疫病流行，重庆市人民政府于年3月15日至4月15日动员全市医务人员人，分成个小组，在城郊各区开展春季免费种痘工作，共接种人；5月26日至7月上旬，又组织名医务人员，分成个小组，开展了三次大规模霍乱、伤寒的免费预防注射，接种者达人，防止了天花、霍乱和伤寒在重庆的季节性流行。为改善全市的公共卫生状况，4月与11月间，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清洁大扫除运动，共计处理垃圾吨、填埋垃圾吨、挑出粪便担、清理阴沟条，并新建公厕22座、垃圾站13个，装备垃圾车5辆、洒水车4辆，垃圾车平均每月可运送垃圾吨。上述举措初步奠定了市区卫生防疫的清洁基础，建立起公共卫生的新秩序。在城区卫生环境大改善的同时，郊区农村的卫生状况略有好转，但清洁效果不彰。
年，为争取3—5年内消灭天花，重庆市人民政府分别于春季（3月）和秋季（10月）组织了两次种痘工作，共免费接种人；同时，在年预防注射的基础上，以沿江码头、贫民区的居民为主要对象，普遍开展了免费的霍乱、伤寒的预防注射，全年共接种人次，其中仅巴县一地就预防注射人，大大降低了流行性疫病的感染度。鉴于饮水卫生是防疫的重要环节，重庆市卫生局同时进行了城区、郊区民众担饮水的漂白消毒和相关卫生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使贫苦市民和劳苦大众懂得了饮水消毒对于保障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年，重庆市人民政府依照“补种空白点”的种痘方针，于春、秋两季组织种痘人，并采取分区责任制，动员卫生人员深入基层，以郊区农村、沿江码头及工厂等为重点，开展全年的霍乱、伤寒、白喉、疟疾和流行性乙型脑炎的预防注射工作，其中霍乱、伤寒三次预防注射人；白喉、百日咳预防注射人，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预防接种、治疗人。由此，重庆疫病暴发情况大为改观，未发现一例真性霍乱，天花病例未出现，疫病发病率比年（例）减少44.95%。年4—9月，为反对美军发动的细菌战，人民政府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分三个阶段以清洁大扫除、扑灭病媒动物（苍蝇、老鼠等）和饮水消毒、灭蚊及加强冷饮管理为重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截止到9月底，共清除垃圾吨，疏通沟渠75.8万米，改造阳沟为阴沟1.73万余米，取缔不合格厕所、粪坑个，修缮公厕个，运走粪便1.35万吨，填平污水塘、坑8.85万平方米，清除污水1.45万余吨，铲除杂草万公斤，填鼠洞2.6万余个，翻坛倒罐个。由此，城乡到处呈现出清洁卫生的新气象，重庆突发性疫病的发病率显著降低。
由上可知，依照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所提出的“预防为主”方针，重庆市人民政府通过开展群众性的公共卫生运动，以积极的防疫措施，即大规模疫病的免费预防注射、种痘和清洁大扫除，辅以疫区隔离治疗、交通检疫的“治疫”措施，防疫与“治疫”相结合，既消除了疫病对民众生命健康的威胁，又在卫生防疫的过程中把防疫与广大民众切身的卫生要求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防疫效果。通过新旧社会的对比，旧政府时“穷人得病望着死”，人民政府却派医生“下乡爱护看病”，“关心穷人的苦痛”，广大民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认同在公共卫生运动的参与中逐步加深。
四、社会运动中防疫宣传教育的开展
疫病的防治需要广大民众的积极配合，这既是成功防疫的力量保证，也是防疫工作的关键。然而，刚刚解放的重庆，民众往往认为疫病暴发乃鬼神作祟的结果，非人力所能抵抗，再加之疫情暴发后特务的恶意造谣，造成民众见到穿解放军军服的医生来种痘就害怕躲避。显然，重庆民众在传统疫病观念的影响下，加之相关卫生知识的匮乏及特务造谣所带来的误解，让其很难积极、主动地配合人民政府的防疫工作。即便是医者，对瘟疫也不能完全摆脱传统认知的影响。可见充分开展防疫知识的宣传普及工作十分必要。
重庆市人民政府以各级防疫组织的宣传机构、宣传人员为核心，辅之以农民协会、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宣传员，按系统开展教育、动员工作，构成了覆盖城乡80%地区的防疫宣传队伍。为使民众易于接受，宣传工作还采用通俗并为群众所喜爱的宣传方式，诸如金钱板、莲花落、摆龙门阵和放映幻灯片等来加强防疫宣传教育的效果。纵是如此，许多民众特别是非疫区的民众虽接受了一些卫生防疫常识，但他们惯有的卫生习俗并不是临时性的防疫宣传所能扭转的。而疫区的民众出于生命健康的考虑，虽接受了防疫知识，但对疫病的治疗依然“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把疫病治疗的药品“藏起来或丢掉”。很显然，防疫宣传教育“必须有实际利益给予民众，亲近民众”，才能达到宣传目的。而最佳方式便是将防疫宣传教育与各项社会运动相结合，在满足民众具体利益诉求的社会运动中开展防疫宣传教育。
年，重庆市人民政府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清洁大扫除运动，以满足广大民众改善生活环境的愿望。在运动中集中宣传力量，大张旗鼓地展开了防疫的宣传教育。在各区、段、乡的清洁大扫除干部会议上，就预防接种的意义、科学防疫的方法等进行防疫宣讲；在各乡镇赶场日举行化妆表演和游行，以金钱板、花鼓、莲花落、连环画、双簧、歌曲、口头讲演等方式，对疫病的传染来源、预防方法及护理办法等知识进行讲解；在各街区要冲制作黑板报，张贴大字报、连环画，发放传单，以加深民众对疫病的认识。防疫宣传教育与清洁卫生实践相结合，使广大民众的防疫认识普遍得到提高，“患病是不讲卫生，吃了有病毒的脏东西，那里是有鬼呢”。
年，人民政府在郊区农村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热潮中，结合土地改革运动，组建了面向农村劳苦群众的土改卫生工作队和卫生巡回宣传队，在土地改革的具体工作中加入防疫宣传教育的内容。在土地改革的第一阶段，工作队与宣传队结合土地改革政策的宣传，利用乡和村的干部联席会议及村群众大会、小组会议，进行防疫卫生常识等的口头宣讲；在土地改革的第二阶段，他们在挨家挨户访问中进行疫病危害性、传染来源的解说；在土地改革的第三阶段，他们在群众斗争大会时举办小型展览宣传疫病预防和治疗方法，并通过给乡民放映幻灯片，观察显微镜下的病菌等方式强化乡民对疫病的科学认知。配合土地改革运动开展的防疫宣传教育成效显著，乡村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大大提高，“不打预防针的主动请求注射，认为病是鬼在作怪的迷信也破除了”。
年，以爱国卫生运动为中心，结合反细菌战，重庆市各级防疫委员会成立宣传组织，密切联系文教宣传部门及人民群众团体，组织了数万人的宣传队伍。除编写有关卫生防疫的简明宣传材料，印发图书14种册、标语张、传单10种张、宣传册3种本外，还在城区各段，通过读报组、分界座谈会进行疫病护理方法的宣传，重庆市卫生局配备幻灯机4部，以细菌战、肠胃传染病、灭蚊灭蝇、天花、白喉及一般卫生常识为主要内容，巡回放映次，医院、诊所的候诊室开展防疫知识宣传；在郊区农村，运用夜校、群众性的集会和赶场日，开展图片展览及显微镜示教防疫宣传教育。通过声势浩大的防疫宣传教育活动，使重庆民众知悉了“细菌是发病的重要因素，消灭蚊蝇蚤鼠臭虫，搞好环境卫生”是预防疫病的重要办法。
上述可见，重庆人民政府将防疫宣传教育与社会运动相结合，不但使民众深刻认识到疫病防治的重要性，消除了迷信观念，而且使民众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认同也在卫生防疫觉悟的提升中逐步形成。
总体而言，解放之初，重庆疟疾、麻疹、白喉、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突发性疫病交相肆虐，不但给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引发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并在各种潜藏敌对势力的恶意造谣下造成社会秩序的不靖。—年，在防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党和人民政府借鉴革命根据地的防疫经验，通过组建防疫组织体系、建立疫病报告网、出台疫病防治措施及开展防疫宣传教育等举措，构建起包含组织领导、疫情获取、疫病防治与宣传教育等方面的防疫网，为重庆广大民众的生命健康打造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与此同时，党和人民政府还将突发性疫病防治与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民主建政、剿匪、肃特、清洁扫除、爱国卫生运动和土地改革等中心任务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成功解除了突发性疫病给当地民众生命健康带来的困厄，且由此获得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高度认同。而更为深层的意义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防疫实践，充分展示了其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和领导民众迈向幸福生活的执政能力，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作者简介］鲁克亮，历史学博士，副教授，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晓朋，法学硕士，河南中牟县第二高级中学，。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年第3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本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