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年里，人们对疾病有很多不完美的想法。随着世界集体经历了一个没有有效医疗干预保护的时代的倒退，更广泛的历史——真正的大流行历史——很难找到。许多更大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甚至都没有被问到。传染病从何而来？它们何时以及如何消失？是否有过疾病负担加重或减轻的时期或情况？在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的时刻，我们在这段历史中坐在哪个位置？
《地球上的瘟疫：疾病与人类历史的进程》，作者凯尔·哈珀
罗马经济历史学家凯尔·哈珀（KyleHarper）的《地球上的瘟疫：疾病和人类历史进程》（PlagesontheEarth:DiseaseandtheCourseofHumanhistory）被誉为“人类及其病菌的一部不朽历史”，它为思考疾病史上的“良好思维”提供了一个机会。哈珀作为一名古典主义者的背景，以及他对气候学和遗传学能够重新研究罗马历史的新方式表现出的兴趣，人们可能会认为，他是一位受欢迎的人类遭遇疾病的新解释者。
《地球上的瘟疫》是一本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书。在页的书籍中，有近60页是注释，参考文献列表中有近90页，总共引用了多篇参考文献。这当然是病毒世界所需要的全球历史。据推测，我们会发现一个故事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Crosby）和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半个世纪前的叙述有很大不同，后者在年代艾滋病前写了关于传染病作为改变历史的有力量的文章。鉴于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历史思想的非凡进步，人们特别希望看到超越欧洲焦点的框架。这些希望只是部分实现。
哈珀的论点很简单：“我们的病菌是我们历史的产物。他的意思是，不同的传染病在人类在地球集体旅程的不同转折点上出现，通常是由于人类行为本身产生的。最古老的疾病，如胃肠道寄生虫，可以追溯到我们作为狩猎采集者的时代。定居主义和动物驯化带来了其他类型的病原体，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日益拥挤的城市社区环境的新呼吸系统疾病也是如此。中世纪贸易的相互联系的世界加剧了病毒在欧亚大陆和非洲之间的传播，而在欧洲殖民主义时代世界热带地区的统一使得更多的疾病在洲际之间传播。最后，19世纪和20世纪的新能源和新的运输技术使病毒的传播速度增加了近百倍，即使城市社区（最终的微生物的游乐场）变得越来越大”。
公元三世纪PapyrusOxyrhynchus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片段
传染病史是医学史上比较困难的领域之一。它所依据的文献记录具有固有的局限性。例如，在希波克拉底语料库或阿育吠陀传统（在实验室前时代，不可能观察微生物）中，疾病概念与细菌理论概念有很大不同，以至于在没有非常精确的症状描述的情况下，不可能将过去的类别翻译成现代术语。这被称为病毒诊断的回顾性问题。
对于疾病的物质史，古病理学家（体质人类学中的姊妹亚专业）可以研究慢性健康状况（如疟疾或持续营养不良）在骨骼或牙齿上产生的病变。但是，即使用显微镜也无法辨别微生物，因为它们（像大多数软组织一样）随着死后腐烂的出现而被破坏。像鼠疫这样的速杀性疾病永远无法仅通过对骨骼的人眼检查来评估。
哈珀在传染病研究十年前的转变中处于巅峰，利用新一代的学术成果，公开参与遗传学产生的数据。为什么选择遗传学？哈珀可爱地将这个领域的双重贡献描述为“树状思维”和“时间旅行”。尽管有绰号，但这是第一级高科技科学。
“树状思维”是系统发育学，它分析全基因组或部分基因组序列，以找到不同病原体谱系中的常见变异。简而言之，它研究微生物的进化。例如，结核病（TB）有九个已知的谱系，每个谱系都有许多局部毒株。通过相互分析，这些变体允许构建系统发育树-例如，谱系显示印度的结核病菌株可能与菲律宾或埃塞俄比亚的菌株有多密切相关。（遗憾的是，一本包含二十多幅图像、数字、地图和表格的书不可能提供一个数字方式来展示视觉导向的“树状思维”分析是如何工作的）。
副伤寒病毒科成员L蛋白的系统发育分析
理解系统发育学对于利用遗传学的第二个贡献至关重要：“时间旅行”或古遗传学，该领域的核心是aDNA-古代DNA。古遗传学通过检索微生物基因组的片段来规避历史疾病描述的语义缺陷和古病理学的人眼限制。有时这些基因物质从牙髓中出来，有时从骨骼本身出来。将检索到的片段拼凑在一起，并与现代后代生物的基因组进行比较，以显示它们是如何变化的。
即使是从一个年代很远的考古遗址中取回的单个基因组，也允许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系统发育树上放置一个“别针”，具有固定的位置（考古发掘地点）和或多或少固定的时间（结果或碳测年代或考古背景化）。树上的“针”越多，重建在历史上就越精确。然而，通过对现代基因组的系统发育分析，研究人员只能粗略地猜测进化分裂和分化何时发生，而通过古遗传学数据，他们可以接近真正的时间顺序精度。
因此，这就是遗传学的超能力：它允许我们从病原体的角度来书写疾病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从人类（宏观）观察的必然模糊的角度来书写疾病的历史。据信“自古以来”一直困扰人类的疾病，结果证明比以前认为的要年轻得多——在某些情况下，要年轻得多。这使他们的历史更接近铁器时代，古典古代和中世纪等时代，在那里我们有相当多的考古和文献记录来背景化疾病的出现和扩散。
如果更仔细地探寻疾病出现情况，使之更明显的能力，是遗传学中的另一种超能力，哈珀只是隐晦地讨论了这一点：跟踪。正是由于古遗传学是建立在从世界各地收集的数百甚至数千个现代基因组序列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可以跨空间和时间跟踪疾病。遗传学将病原体历史转化为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并配备了GPS。
哈珀陶醉于他正在书写全球历史的想法。“全球”这个词出现了几百次。然而，有些差距和遗漏表明一种更偏颇的观点。哈珀提出了六个不同的全球化时期，这个清单省略了人类首次向美洲和大洋洲的移民。这些迁徙至少在哥伦布和麦哲伦之前年就完成了人类在地球的每个经度的分布。哈珀在书的序言中明确表示，他叙事中的“我们”是富有的、西方的：“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取决于对传染病的控制“。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这些话引发了一个关于每一个现代家庭的小要求：有自来水，一个室内厕所，以及电器的电力和一个冰箱，以确保食物保持新鲜。
当前的COVID-19大流行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全球卫生中的“我们”是地球上的每一个人。COVID-19大流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单一病原体在其起源的三到四个月内触及这个星球上的每个大陆，几乎所有人群。我们的全球通信网络，以及遗传科学和流行病学的共同语言，使我们能够实时了解“全球”的真正含义。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巨大的不平等之海。
历史观点表明，这种不平等不仅仅在于获得新开发的疫苗的不平等。不平等的疾病负担本身也有历史。大多数“全球”史学通过忽视这些不平等而加剧了这些不平等。当然，任何讲故事的行为都需要忽略和排斥，但是在赋予西方“我们”特权时，在将欧洲或美国疾病经历的故事作为中心时，哈珀正在加剧医学史上几个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些中心主义不仅掩盖了欧洲以外人群的经历，而且重要的是，忽略了有关传染病过程如何实际工作的信息。
迄今为止，在历史景观中追踪疾病的新努力在瘟疫方面最为成功，这是一个相当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因为瘟疫（大约0年前在欧亚草原的背景下出现）是并且仍然是啮齿动物而不是人类的疾病。随着古遗传学的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人类适应疾病的进化历史也可以更清楚地进入了视野。
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的鼠疫样疾病是副伤寒。由肠道沙门氏菌血清型副伤寒C引起，副伤寒几乎从世界上消失了。然而，它仍然存在，足以在最近使其能重建其进化历史。S.副伤寒C是沙门氏菌约2，种血清型之一，沙门氏菌是经常与食物中毒有关的细菌属。哈珀将伤寒和副伤寒疾病列为“安静，持久的杀手”，“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对于肠道单胞菌的一般类别来说，这已经足够真实了，但是哈珀在几个段落中飞越了帕拉提菲氏菌C的特定故事，尽管在脚注中他称其为[可能]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古基因组学病原体发现。他认为，S.副伤寒C在猪驯化时期作为欧洲的一种专业人类病原体出现-换句话说，早在1万年前它就出现了。事实上，这根本不是遗传记录告诉我们的故事。
目前的“树状思维”表明，这种特别致命的沙门氏菌菌株只是在九世纪后期的某个时候与猪中流行的菌株决定性地分化出来的。哈珀提到的惊人发现是年在墨西哥中部的16世纪大规模死亡墓葬中检索到这种欧亚起源的疾病。随后在年，吕贝克的大规模墓地提供了证据，这些遗址被认为是由于瘟疫造成的，但结果却产生了多个副伤寒沙门氏菌样本。此后，研究人员在欧洲进行了进一步的检索。
为什么这种晦涩难懂的疾病的故事很重要？部分原因是，它在中世纪的挪威，比利时和德国以及16世纪的墨西哥和17世纪的西班牙被发现，告诉我们这种疾病有可能对欧洲社区和美洲的土着人口造成同样多的损害。此外，即使是它的现代分布，它一方面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移动，另一方面在欧洲和非洲之间移动。这是一种影响广泛的全球性疾病。它如何在欧洲内部出现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它如何影响欧洲以外的人口也同样重要。
在从欧洲搬到墨西哥的过程中，副伤寒属于自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Crosby）在年创造“大西洋对岸的哥伦比亚交易所”一词以来所涉及的疾病炖煮，哈珀认为这是他六个全球化时代中的第四个时代。哈珀将结核病（另一种起源于旧世界的疾病）的历史放在他的第二和第三个全球化时代：铁器时代和大约年前的“旧世界全球化高峰”，当时“欧洲，亚洲和非洲通过充满活力的陆上交换网络以及印度洋商业线路联系在一起”。
虽然副伤寒似乎正在灭绝，但即使在今天，在罗伯特·科赫（RobertKoch）实验室发现结核病一个半世纪后，在可以获得有效的抗生素治疗80年后，它仍然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中发现。与最近关于波利尼西亚人太平洋迁徙的工作一样，结核病扰乱了关于全球化时机的叙述，在欧洲跨洋过境合法化之前，它已经进入美洲，甚至显然地进入了太平洋地区。
年，秘鲁木乃伊的基因测序证实，接触前美洲的土著人民至少早在公元年左右就患有结核病。这一发现本身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古病理学工作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北美和南美的这些和其他接触前遗骸具有结核病感染的证据。更值得注意的是，年的研究还确定，与这种疾病菌株最接近的不是人类形式的疾病，而是迄今为止仅在鳍足类动物-海豹和海狮身中发现的一种疾病。
Moche土著团体（秘鲁）制作的海豹陶瓷黑匣子肖像，50-CE，沃尔特斯艺术博物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哈珀在他的书中包括了这个故事，但他耸人听闻了鳍足类动物的人畜共患，而没有问结核病在欧洲菌株到来之前的年里对美洲有什么影响。结核病的接触前谱系已经灭绝;他们是如何变成这样的，目前还不清楚。显而易见的是，现代土著人口中结核病的主要流行是由更年轻，更致命的欧洲毒株引起的。同样，同样恶毒的亚洲某地的毒株在东非和南部非洲的统治地位是殖民时期引入的结果，而不是古代地方病的特征。哈珀对结核病有更多的话要说，但它主要是关于欧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征服”这种疾病的经历。虽然我们现在知道的比将结核病的历史描述为“自古以来”的模糊性要好，但哈珀的历史框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仍有超过20亿人患有结核病。
COVID-19既是一个伟大的平衡器，也是许多人希望忽视的真理的伟大揭示者。它教育了更富裕的国家，让他们谦卑地了解现代医学的失败之处。疫苗不公平现象正在实时上演，即使美国——三种最成功的疫苗的开发商——挥霍其技术财富。但这只是许多不平等现象中最新的一项，其中之一是历史学。
哈珀的瘟疫在地球上是西方文明与科学的外衣。世界上缺少了太多的东西。受COVID影响的世界已经准备好了解“全球卫生系统”在过去和现在的所有排列组合中意味着什么。第一步是需要把地球视为一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