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贤思齐是一种很好的进步方法，比心灵鸡汤管用。鸡汤多数时候只管一顿温饱，过了劲力难免又陷入虚弱。
而见贤思齐则不然，它可以化作一盏明灯，时时照耀前路。
医圣张仲景便是这样的贤者，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然而翻遍《后汉书》与《三国志》，并没有找的关于他的传记。
如此彪炳千载的人物，在史书上竟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因此只能徒呼见贤而不能思齐。
至于名医传里所记录的事迹，因为年代相隔久远，多是后人穿凿附会，也只能当作故事读一读。
但张仲景写《伤寒杂病论》不会有错，晋代名医王叔和收集整理这部书时，时间距离张仲景相去不远，也才过去几十年而已，其人其事还有迹可循。
只不过王叔和是医家，并不是史家，所以并没有着力于张仲景的生平事迹，其中如长沙太守这样的记述，也需要考证。
历史就是这样，翻开全篇妥妥的一部帝王史。所能留下姓名者，无不是搅动风云的公卿巨贵，或是与公卿巨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就如太史公所说的一样，风从龙，云从虎。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不能留名于后世；岩穴之人，趋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
这话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有点相同的意味。在史书中的医家，多数也是如此。他们留名青史，多少都和当权者产生了联系。
比如先秦时期的扁鹊，他因讳疾忌医后世，故事主角是那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
齐桓公大名鼎鼎，扁鹊便跟着名扬天下。如果不是如此，扁鹊恐怕也只是个名堙灭而不称的遗贤了，所留下的《难经》，估计还得让后世的史学家，挠破头皮考证作者。
不过扁鹊因为给齐桓公瞧病，因此记录在案，以前行医的诸般奇事，也被史家搜集一处载之于史册，流传后世。
还有名医华佗的事迹，《三国志》里记载了许多治病救人的离奇小故事，但脉络最清楚的还是和曹操的纠缠。
老曹有头疼的毛病，时时离不开华佗。但华佗不想为一人服务，就找个借口离开，最后被曹操下了大狱，死后连医书都没有传世。
三国时代，整个天下行医者不止一人，医术高明者也不止一人，但被载于史册的，只华佗一个。其医术高明是一方面，而与当权者产生交集也是一方面。
所以我们不妨推测一下。那时节，汉末朝廷腐败，天灾人祸四起，瘟疫大行。张仲景有感于百姓艰苦，决心投身医道，拯救黎民于万一。
他悬壶济世，奔走在坊间四野，流转于草屋瓦瓮。后来医术虽渐至大成，然而天下汹汹，仅一人之力难解倒悬之厄，所以心生感怀，退而著书，皓首穷经写下《伤寒杂病论》传世。
但正逢汉末纷争，兵祸四起，《伤寒杂病论》未能如愿昭著天下，以至渐次散佚，仅流传于当地大户与医家。及至天下初定，晋太医王叔和才搜集各处，再度整理成篇，流传于后世。
亦或者是另一个版本。张仲景时为长沙太守，其人天纵奇才，精研医理。然牧守一方，于医一道只做闲情寄托。而后精感所致，闭门著书，将一生所学所用，汇成《伤寒杂病论》。
但大势所趋，兵祸已至，书虽著成却仅流行一地，很快又隐没于战乱。等到三分归晋，天下承平，太医令王叔和慕名而来，搜理全篇，使得《伤寒杂病论》流传开来。张仲景的医道也才被后人知晓，并奉为圭臬，医圣大名最终确立。
所以张仲景的医圣之名，并未风行于当世。医者的地位与逐鹿天下的群雄相比，不为史家所看重。只可惜作为一代医圣，未能在史册中留下风貌事迹，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
然而著书立传，泽被后世，便是人生最大的成就之一。
我们见贤思齐，见得是如此，思得也是如此。读其书，效其行，便是前行的指路明灯。
说到这里，又有点偶像崇拜的意味，但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就像如今流行的明星粉丝文化，要是茶余饭后拿作娱乐谈资，倒也无可厚非，但陷入狂热，便有些走极端了。
偶像，崇拜的或是才华，或是德行。但粉饰包装一下，便能招摇过市，就有些堂而皇之了。
所以偶像崇拜可取不可取，再做两说。遇到才情卓著，德行高洁之徒，能做到见贤思齐，才是最佳选择。不至于让自己陷入狂热，只取个表象，最后落的个叶公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