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书籍浩如烟海，一辈子读不完。作为一个立志成为中医临床家的学生，一定要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治病经验的获得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直接经验，靠自己在临床摸索积累；另一个是间接经验，靠从书本中获得。
古人把著书立说看得很神圣，大部分流传下来的书是比较可靠的，经验总结也很实在；尤其是当代许多著名老中医写了很多经验总结的著作和医案医话，这些都是学习间接经验的宝贵源泉。
我历来认为：对中医而言，有时候间接经验比直接经验还重要。比如，在年轻时，因为参加临床的时间短，见识少，必然有很多病从未见过，完全靠自己从头摸索，会耽误病情，走许多弯路。如果读的书多，发现古今名医有类似的治疗经验，拿来运用，则可以用来弥补自己直接经验的不足。
即使到老了，临床经验丰富了，也不可能所有的病都见识过，旁人的经验永远是值得珍惜的。这就需要读书，不断地读书，不断地吸取他人的经验。
我认为：一辈子埋头临床，只重视自己的经验或家传的经验，而不肯花时间多读书，多吸取他人经验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的医生，是绝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临床家的。当然，读书是有诀窍的，要有计划地读，有选择地读，分阶段地读。
第一、要熟读几本书
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和民族，必定有自己的经典。经典对于民族精神的构建，作用是巨大的。
而在东西方文明“轴心时代”诞生的中医体系，产生了早期的所谓“四大经典”著作，即《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经过历史淘汰，《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成为新的“四大经典”。
这几本书是一个中医临床医生的安身立命之本，在读书阶段，就要背诵，至少《伤寒论》、《温病条辨》要背熟，其他则要熟读，可以一辈子受用无穷。
为什么一定要熟读、背诵呢？因为这几本书解决了中医临床方法论的问题，体现的是活的辨证论治思想，表达的是一个体系，不是一方一法，何况《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提供了余首久经临床考验的、内在联系紧密的、疗效卓著的系列方剂。
只有烂熟于胸，在一辈子的临床中实践、体会、印证，才能使自己的临床水平得到升华。
我学中医是从读《伤寒论》入手的，感到最大的收获是其中的思维技巧、临床方法论，这是中医临床的灵魂。条文要记得熟，临床才用得活，才能掌握到中医临床的精髓。
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治疗一个中年糖尿病人，用了各种西药，血糖始终降不下来。患者表现的症状主要是胃肠不适，胃脘饱胀，咕噜作响，大便时干时稀，舌苔薄黄。
我用半夏泻心汤、调中益气汤、乌梅丸等，先后治了几个月，不见大效，血糖仍然居高不下，但始终不敢贸然去芩连，因为考虑到黄连有降血糖的作用。
此时几乎黔驴技穷了，却偶然一次切脉时，发现虽然时值夏天，但患者整条手肘都是冷的，这不正是《伤寒论》中的“四逆”证吗？腹中咕噜作响，即肠鸣音亢进，不正是《金匮要略》中的“水饮”证“水走肠间，沥沥有声”吗？
舌苔薄黄只是有热的假象。改用大剂量四逆汤合己椒苈黄丸，取效了，血糖也开始下降了。我出了一身冷汗，觉得惭愧，对不起病人，还是《伤寒论》条文不熟，自己辨证论治的功夫没有到家，受到了干扰。
《温病条辨》不失为《伤寒论》之后最好的体现辨证论治水平的临床著作。作者很聪明，会学习总结别人的长处，这就是我反复提到的“善夺人之长”。
他写书的方法是沿用了《伤寒论》，以条文加注解的方式，把温病的全过程从头到尾地展示开来，把治疗的方药穿插进去，使得一书在手，全局在胸，理法方药俱备。
他使用的多首方剂中，有几十首方剂为叶天士所创制，只有大约20%为自己所拟定。叶天士是医学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临床大家，但他治疗的温病都是个案，散见于《临证指南医案》中，开出的方药既无方名，又无剂量，经吴鞠通拟定方名、确定剂量之后，纳入到《温病条辨》中，如今都成为温病名方。
《温病条辨》中的许多条文，也是直接从《临证指南医案》中引用的，但吴鞠通没有刻意说明这些，引起了清代后来一些医家的非议。
在今天看来，吴鞠通确有侵犯叶天士“知识产权”之嫌，但我们后人仍然要感谢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辨治外感病的新模式。何况当时出书是没有稿费的，还要找人资助，或者自己掏腰包，并无经济效益可图，完全是为了实现济世救人的目的。
然而，《温病条辨》也有缺陷，缺陷在哪里呢？在于作者本身是个业余医生，青年时期的主要职业是应聘在京城抄写《四库全书》以谋生，一干就是10多年，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本人虽然也经历过“京师大疫”，治疗过一些温病患者，在他晚年成书的《吴鞠通医案》中回忆起二三例，但他并没有成熟的、成体系的温病治疗经验。
因此，《温病条辨》的条文及其内容，远不及《伤寒论》的灵动和内涵的丰富。温病用三焦辨证的模式，后人以为是吴鞠通的首创，其实也是叶天士在《三时伏气外感篇》中提出的，更早则有喻昌等人。
吴鞠通将其发展为温病辨证论治的纲领，与卫气营血一纵一横，交相辉映，成为一种立体的辨证方法，原本不错，但他却提出温病的发生发展是“始上焦，终下焦”，这就未免失之偏颇，忽略了伏气温病一开始就表现为下焦内热的另一种传变规律。
又如，吴鞠通总结叶天士治疗温病的经验并不全面，遗漏很多，有的在形成固定方剂时，概括得尚不完整。如“三仁汤”一类方，叶案中用得非常多，是他的一大特色，但宜叫做“二仁汤”，因为几乎不用苡仁，多用石菖蒲，而吴鞠通则加苡仁，去石菖蒲，命名为“三仁汤”，这样一改容易误导读者，以为湿温初起，当三焦同治。
王绵之先生对这点很有看法，认为湿温初起的重点，应当放在上焦，这是对的。叶霖、王孟英对吴鞠通的失误，均有所批评。这些失误，大概都与吴鞠通当时的临床经验不足有关。
但总的来说，这只能算是白璧微瑕，因为《温病条辨》毕竟是总结了历代医家治疗温病的理论与经验，并且基本概括出了温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给后世提供了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一整套成熟的方药，完成了几乎可以与《伤寒论》六经辨证相媲美的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
学习《黄帝内经》不必像读《伤寒论》那样死读，它毕竟是理论书籍，不是临床著作。我的伯父曾告诫我：40岁以前不必读《黄帝内经》全书，可以读《内经知要》。
《内经知要》简明扼要，对领会中医理论体系、开阔思维、指导临床有好处。到年纪比较大了，临床经验比较多了，对社会和事物的理解能力深刻了，再读《黄帝内经》全文，才能真正读懂，当然，那是进入了另外一种思维境界。
第二、要备读几本书
所谓“备读”一词，纯系出自我的生造，意思是对某些书要完整地读几遍，尽量记住其中的内容，读完还要备用，时常翻阅，一辈子参考运用。
我年轻时所备读的综合著作，有《医宗金鉴》、《张氏医通》和《临证指南医案》。这三本书，是号称清初三大国手所著，临床水平之高，有口皆碑。我的伯父曾说：“中医界流传‘执一书而治天下病’，就是指的这其中的任何一本书”。
《医宗金鉴》是清代名医吴谦于乾隆年间奉旨率40余位御医所编，目标非常明确，是为培养中医临床人才所编写的。理论部分只有《伤寒论注》、《金匮要略注》，然后是内、外、妇、儿、骨伤、针灸各科，紧扣临床这个核心。
每个病一二首方，每个方都疗效显著。这部具有“皇家气派”的大著作，完全不讲深奥的理论，以歌诀的形式写成，通俗易懂，易于记诵，流传极广，过去很多中医学徒就是靠读诵这本书，打下了一生的临床基础。
《张氏医通》是清代名医张石顽所著，参编的也有20余人。这本书的特点是对每个病的源流及历代治法都有介绍，辨证非常详细精确，治疗的方法丰富详尽。例如，痹症一病，详细到手指疼痛、脚跟疼痛，且均有治法。作为临床参考价值很高，但是不好记诵。
《临证指南医案》虽然是叶天士个人的医案记录，但他学贯古今，摄纳百家，浸融半个世纪以上临床家的临证精华，治病经验之丰，是无人能及的。如果不断阅读，反复揣摩，对自身临床水平的提高，大有助益，只是难读，不易体会到其中的妙处。
近年来，中国中医科学院的陈克正先生撰写了《叶天士诊治大全》，将叶氏所有的医案，按照疾病分类，将每个病案所用的方药，全部确定剂量，冠以方名，附以作者本人的方解，给我们学习叶天士的临床经验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此外，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专科专病名医临证经验丛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古今名医临证金鉴》系列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实用中医内科学》，均堪称集现代名医临床经验之大成的著作，在中医界影响很大。
每一家出版社通过自己的这个“品牌”，汇集了大批当代著名中医专家的学术观点和临床心得，篇幅之宏，体例之全，内容之丰，选方之精，均是前所未有的。
既能全面反映古今医家的成就，又能吸收现代研究的成果，代表了当代名医的真实水平。毫无疑问，其整体水平远远超过了清初国医的“三大名著”，这是我近年来备读的新“三大名著”。
读好用好以上这几种书，恐怕要花一辈子的功夫，但遇到疑难病，从中确实能够借鉴古今名医的经验，找到解决的方法，如果誓愿成为一个中医临床家，这种付出是值得的。
单科著作以及小册子，还有《医学衷中参西录》、《傅青主女科》、《辨证奇闻》、《外科正宗》、《针灸大成》、《审视瑶函》、《医林改错》、《医学心悟》、《验方新编》、《串雅内外编》等，一定要读原著，才能体会到其中的细微之处。人民卫生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中医临床必读从书》种，收集了历代各科名著，上面所说的单科著作就收在这套丛书之中。
例如，我曾经治疗过一个患者，得病10余年，全身逐渐变黑，肌肤甲错，西医未能确诊是何种病，病人也没有其他痛苦，唯有心口觉热，即使冬天，胸部也不能盖被子。
我斟酌再三，忽然想到这就是《医林改错》中讲到的“灯笼病”，用血府逐瘀汤余剂，不仅心口热消除，而且全身肌肤恢复正常。如果不是读过原著的这一条，是不可能选择这首方的。
我用的很多单方、验方，都来自《验方新编》。我很重视江湖医生、民间医生的经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串雅内外编》的影响。我治疗妇科疾病的主要依据是《傅青主女科》。
读傅青主对妇科病的论述，见其处处标新立异，与传统的观点唱反调，鄙夷者说其文字俗，赞赏者说其文字雅；考察他所创制的方剂，却大部分出自四物汤、逍遥散、理中汤三方的变局，看不出有什么离奇之处。
但为什么此人会有“妇科圣手”之称？为什么其书能享誉临床三百余年而不衰？只有仔细领会才能发觉，原来此书方不奇而立意奇，药不奇而用量奇；其方大多以滋补肝、脾、肾为主，兼以疏肝，非常符合妇女的生理、病理机制，因而在临床上效如桴鼓。
他的方子用得活，不仅能治疗大部分妇科疾病，而且对许多内科病都有疗效。另外，有题名为陈士铎著的《辨证奇闻》，写作手法和遣方用药特点均与《傅青主女科》相同，临床价值很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三、要泛读一批书
要大量阅读现代名老中医经验的书，近几十年来，这类书出版得很多，我收集到的就有百种以上，由于近年来对中医问题反思的结果，名医的医案、医疗经验，又重新受到重视。例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将20世纪50～60年代著名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著作，又重新再版，十分珍贵，购书的机会难得。
我在上文中所列举的前两类书，主要属于古人的书，通过学习，可以掌握中医一般的治法、规矩，而这一类属于今人的书，个性化更强，更加重要。因为毕竟是今人写的东西，更贴近生活，更容易接受，可以将其看做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从中可以学到名老中医是如何继承古人、创新运用的，由近及远，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医的理解。
读这类书，须先破除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中医的医案、经验总结，只是个案、个人经验，经不起统计学处理，不具有普遍意义。学中医的人，不要被所谓统计学吓住，统计学抹杀了个体的差别，否认个别中包含了一般规律，这种近代科学的方法不适合于中医。
因为，中医辨证论治的灵魂就在于活，就在于必须因人、因地、因时地进行个性化的精确治疗。同时，中医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形成了各种流派，每个中医的师承和临床体会都有不同，因此，医案对于中医临床经验的传承是极为重要的。
而西医的临床权威很少有个人的医案，这并不在于个人智慧的差别，而是学科的特点。因为西医也有自己的优良传统，即每天早上查房之前，医生都要集中半个到一个小时，讨论所收治病人的情况，可以汇集群体的智慧，倾听权威的分析，初步拟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这种临床病理讨论会(C.P.C)，是18世纪由当时最具盛名的临床家、莱顿大学教授布尔哈夫(Boerharve,H，—)所开创的。况且西医已经形成了一种体系严谨、规范化很强的学科，相对而言，西医个人的经验总结显然不如中医那么重要。
学习当代名医的经验集，要一本一本地看，一家一家地学，发现有好的东西，不同凡响的、作者自己反复强调的东西，要及时做笔记，甚至编成汤头歌诀，准备拿到临床上去验证。
当然，名老中医中也混有“南郭先生”，介绍的医案价值不大，医论空而无物，这就需要读书人别具慧眼，其实读多了，自然具备了鉴别能力，特别是拿到临床一用，真假就现形了。
有一次，看到学生们在上课前的早自习上，清一色地背英语，我发了一句感慨：“什么时候听到你们背汤头歌诀，中医就有希望了。”
我拿出口袋里的小本子说：“我到现在还在自编、背诵汤头歌诀，因为我要看病，看不好就得学习别人的经验，记不住就只好编成汤头歌诀，不说多了，我脑中储存的汤头，至少有首。”
我历来认为：要想在临床成熟得快，不能靠自己一点点去摸索、去积累，那要到何年何月？只能靠借鉴别人的经验，靠“偷”，真正聪明的人是会偷的人，是会读书，肯联系临床思考的人，是有准备的头脑。
而不是那种一天到晚埋头于临床，不读书不思考，遇到疑难疾病绕着走，不肯深入下去的所谓“从来没有脱离临床”的人，这不过是在低层次、低水平的临床徘徊。
这几年，我看了不少难治的病，甚至是西医认为的绝症，用药也很大胆。有个韩国人崔莲珠博士跟我坐堂，说我是她所见到的第一个“冒失鬼”，我哪来那么大的胆子？
因为我有一群靠山，靠山就是当代名老中医的著作，我用的许多非同寻常的方剂，出自他们书中的记载，前辈已经用过有效，我也用心掂量过，甚至亲身尝试过，存心要去验证的。
湖南人有句俗话：“没有吃过猪肉，见到过猪走路”；“前面乌龟走，后面乌龟跟着爬”。我看准了，认真地学习模仿，并非自己异想天开，才很少出错。
总之，要带着一个有准备的头脑、充满信息的头脑去临床，才能迅速提高，有所收获，即使从未遇到过的疾病，也有办法治疗，这些信息就是要靠从读书中得来。我读的医案之类著作不下几百本，每次总有所获，由于篇幅所限，只能举几个学习名家的例子：
我最早读到的医案之一，是《蒲辅周医案》，还有一本《蒲辅周医疗经验集》，都是由蒲老的弟子、首届西学中的高辉远以及薛伯寿先生总结的。
蒲老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的辨证论治水平很高，几乎达到丝丝入扣的境界，古方用得灵活，因而疗效不可思议。读他的医案是一种享受，时时令人叹为观止。如治疗各种小儿肺炎，有的近乎垂危，往往用经方、小剂量，轻轻一拨，马上转危为安。
但冷静地分析，有的危急重症，不能完全归功于他的医术出神入化，西医支持生命的各种抢救措施，也给他赢得了用药的时间和机会，应当看做是中西医结合显示的独特疗效。
在古人的经验中，他用得最多的是《伤寒论》方、《温病条辨》方，同时也十分重视民间经验和师承的经验，但决不轻言自己的创造。据我考察，能确定由他创制的方剂只有两首，一首名“二鲜饮”，由鲜芦根、鲜竹叶组成，治疗外感病阴伤而邪热不能外达，看似平易，但价廉有效；一首为“双和汤”，治疗冠心病，设计得很严谨。
他特别重视气候对疾病的影响，强调临床治病“必先岁气，无伐天和”。医案中曾介绍他治疗一位妇女，患“自汗”症，每天半夜，上半身大汗淋漓，察舌见舌苔黄腻，询问告知暑天感冒后所得。虽时在冬季，蒲老断然投以清暑解表的“香薷饮”加减，结果一汗而愈。
这个医案对我影响极大，在后来的医学生涯中，我每治病，必先考虑诊病时的气候季节变动对病人的影响，甚至要用之追溯到初患病时的病因，能够时时想到这一点，有一半的疾病就成竹在胸了。
我学习蒲老的方剂，最有心得的是“百损丸”。他说：“此方为老中医口授方，我得此方已60余年，治跌打损伤，不论内伤脏腑，外伤筋骨，以及劳伤经络。并治遗精、脚弱、腰膝酸痛，诸虚日损，久服自效。功专滋补肝肾，强壮筋骨，活血消瘀，续断伤，补骨髓，纯属以通为补，而无滞补之弊。”
我仔细一看，这不就是一首治疗老年腰腿退行性疾病的好方子么，何必一定是用于跌打损伤呢。方中缺少动物药，这是修复损伤骨质的必用药，加上之后，疗效甚好，近年来我用得很多。
岳美中先生也是最早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西学中导师，他的学生是陈可冀院士，为他整理了几本小册子，如治疗老年病经验、医案集、医话集等。
岳老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强调用古方不能随意改动，治病基本用原方，即使有所加减，也十分慎重，这其中有充足的道理。他自创的方剂只有几首，例如治疗干咳的方，叫“锄云润肺汤”，是从钱乙的补肺阿胶汤化出来的，颇有疗效。
他对古人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在他的《岳美中老中医治疗老年病的经验》一书中，扉页是一首感怀诗，其中有两句：“《内经》岁露嫌迷路，宋代《局方》待洗尘。”意思是：《内经》的五运六气还有很多谜团没有弄清楚，《局方》被蒙上了尘埃，有待于洗雪。这是勉励后人去探索。
我对《局方》遭到错误批评是清楚的，岳先生有何见解呢？书中始终没有明说。但在介绍张仲景的“薯蓣丸”时，讲到这个方子很适合于老年人，因为高年气血虚损者常有周身不适、头眩、肢痛、麻木诸证。
《局方》在这首方中加了麝香、牛黄等7味药后，改名“牛黄清心丸”，引起了误会，岳飞的孙子岳珂批评《局方》的错谬，后人也信以为真，拿来攻击《局方》的粗制滥造，致使《局方》很多好的方剂被尘封。
岳先生没有直接给《局方》“洗尘”，只是用事例证明“牛黄清心丸”治病有效，并非错谬。他曾用此方治愈了一例“温病发热、汗出后，不能下地走动”的病人。又说：“清代乾嘉年间，官员中服用牛黄清心丸者甚多，因平素饮食中吃荤的多，用此清凉药后心腹舒适”。
这里给我两点信息：一是岳老用这首方可能治愈的是病毒感染引起的末梢神经炎患者，二是这首方治疗血脂高最后导致的脑病可能有效。我已经用于临床，并加以证实。
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是至今仍然健在的、德高望重的、著名中医临床家。我私底下认为他是继张锡纯之后，当代最不保守、最有创意的临床医家。
他创造性地使用大量动物药，使用某些毒性很大的药，在许多疑难病症的治疗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用动物药治疗疾病源于张仲景，古代用得最多的是叶天士，朱良春先生不但继承了他们的成果，而且有自己的心得和创新。
医生固然是高风险的职业，但一个敬业的中医不能害怕担当风险而放弃对疑难病症的钻研和治疗，或者用一些平淡无效的药应付病人，这种医生的治疗水平不可能体现和发挥出中医的优势。
从这个艺高胆大的中医前辈的著作中，我学到了一种精神，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治疗经验，特别是他反复强调他的老师章次公提出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我一直引以为自己的座右铭。
来源：《我是铁杆中医——彭坚学术观点与临床心得集（增订本）》
转自“诵明书院”